言之变 从遥寄相思到万里共情,热点题材,股票新闻,概念股,主力资金流入

言之变 从遥寄相思到万里共情
2018-12-25

  电话没诞生前,家书抵万金,团圆之夜,异乡客遥问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海上客则“自云发南海,万里速如飞”。

  电话诞生后,千里相思一线牵,但这份“相思”依然是“人间哪得几回闻”。

 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。

  40年,电话、BP机、大哥大、手机、智能手机……通话工具的日益普及逐渐冲淡了一封家书的含蓄,“腰挂BP机,到处吹牛皮;手拿大哥大,到处说大话”的洒脱仿佛为全民打开了情感宣泄的出口,拿起电话,亲人们近在咫尺的声音鼓动着耳膜,每人心中有着万里共情的感动。

  40年,中国与世界更近了。中国制造带着蓬勃的活力,激荡着每一位踏上这片热土的“淘金者”,东海之滨的福建福州与万里之外阳光灿烂的美国加州之间,只有几秒钟的距离。

  与世界对话的改变,自开放而始。

  1 电话零时代

  1978年,韦乐平进入邮电科学研究院,开始攻读光通信专业研究生,这是一个在中国几乎零起点的专业,当时的他,根本无法想象,40年后,光纤成为连接中国数亿家庭的“毛细血管”。

  这一年,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.38%,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,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%,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,甚至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。如今是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、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的韦乐平至今记得,国门打开后,沿海地区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各国厂商,希望在中国落地建厂,但一与本国联系,便发现,电话不好打、打不通,尽管中方态度很诚恳,各项条件优惠,这些投资者依然摇了摇头,失望地回去了,“这是件很残酷的事,也让国家和行业领导认识到,改革开放,通信必须先行。”

  同一年,一对在南昌老城里长大的双胞胎大华和小华还在上初中。小学时,他俩在父亲上班的工厂里第一次看到了电话,彼时的两个孩子也不会想到,长大以后,他们将为了各自的理想奔赴远方,“连体婴儿”式的青春记忆就此割裂,而电话机将成为维系他们与故乡的那段“一线牵”。

  那时,工厂的分机电话没有拨号盘,如果某某科室要打内部电话,要先接到总机,再转接到某某车间,生活区里也只有两台电话,“一台在医务室,一台在招待所。我们小时候几乎就没有打过电话。”大华回忆道。

  2 “有事打我家电话”

  1979年后,国家向普通家庭开放安装电话,客厅小方桌上的转盘式电话,“披”着蕾丝边的方巾,成为家里最金贵的物种。

  1982年,“加快通信发展”被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,同年,福州率先从国外引进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字电话交换方式,由电脑程序控制、指挥交换机,几秒钟就能完成原本人工操作需要十几分钟的交换程序。1986年1月20日的香港《明报》上一篇题为《项南治聋》的报道中这样写道,“3年前,有些精明的外国商人发现一个秘密,中国电话最通畅、最迅捷的城市,不是北京、上海,也不是特区深圳,而是省会中不起眼的福州……”

  1985年,临近大学毕业时,兄弟俩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庭电话。那是从父亲工厂总机房转出的分机,附带拨号盘,只要在拨号前加一个0,就可以呼叫外线。想起这段往事,小华不无得意地说:“当时家里有电话算是种身份的象征,和别人聊天时,总会有意无意地说一句,有事可以打我家电话。”

  韦乐平记得,“福州模式”成功之后,时任邮电部领导下决心在全国推广程控交换机,中国电信业因此一步跨越了50年进入数字化时代,并大大加快了电话普及的速度。

  “以前打长途,先拨给市里电信局,再由他们转接。后来用程控电话就可以直接拨号了,而且单位里也用上了小程控交换机,分机之间互相拨号都没有问题了。”大华解释道。

  1989年11月12日,上海电话号码六位升七位,1995年11月25日,上海电话网七位升八位。

  3 “白富美”的传呼小姐

  尽管电话机没能“一鸣惊人”,寻呼机这个新型通信设备却悄悄露出“尖尖角”。“1989年,我头一次见到Call机,是大学同学送给他女朋友的礼物。当时毕业生工资不到100,一部Call机就要700多块。”大华感慨道。

  “一开始只有几个主力寻呼台,如128、126、999台等。仿佛一夜之间,又冒出了很多小寻呼台,从此男人的腰带里必备BP机,女人则是化妆品与Call机共存。”小华形容道。

  1994年,21岁的卜雯倩进入上海国脉寻呼台做寻呼小姐。当年,寻呼小姐是一个热门的职业,她们漂亮体面、收入可观,绝对算得上“白富美”。卜雯倩对自己能当上寻呼小姐颇为自得:“招聘很挑剔的,个人素质、长相等各种因素都要挑,连手长得好不好看都是要看的,特别要求要有文凭,还要会外语。”

  在固定电话还未普及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寻呼机的增长速度令人惊叹,每逢过年,除夕夜23点以后,在这迎新年的黄金一小时,人们都在通过寻呼短信拜年。1993年,寻呼业放开,上海一下子引来70多家寻呼台决战“春秋”。尽管如此,国脉仍然占据着寻呼市场的半壁江山,最高峰时,国脉用户超过100万,寻呼小姐超过3000人,平均每天话务量达100多万。

  4 一通昂贵的长途电话

  1995年,多年形影不离的大小华不再步伐一致了。小华因为工作机缘来到了上海,并在这里安了家,大华继续留在生长的故乡。几百公里的距离横在两人之间,于是,小华学会了用长途电话一吐思乡之情。

  “临近春节的时候,我第一次在外地往家里打长途。当时还下着雪,我在邮电局排队,准备告诉父母我大约什么时候回家过年。”小华记得,邮电局里设了很多电话亭的格子,一旦哪个格子空出来了,就有人报号喊下一个人进去打电话。小华记得,当年和家里人总有说不完的话,无奈电话费太贵,只能长话短说,可等到真的挂断电话,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说,“所以打长途前,我就把想说的话列个提纲,免得忘了。”

  除了邮电局,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大街小巷里也冒出许多可供拨打长途电话的地方,“那时还不是程控电话,音质不是很好,加上在开放的空间里打长途,环境比较吵。打电话的人被催了,难免会转头气冲冲地回敬对方一句‘不要叫’,但是一转眼又笑眯眯地对着话筒说‘对不起,老爸,我不是在说你啊’。”回忆起这个有趣的画面,小华依然忍俊不禁。

  5 23年,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

  二十世纪90年代,移动通信尚没有达到如火如荼的境界,但惊鸿一瞥就足以吸引眼球。大哥大进入大华的视野,“那是我同学的大哥大,1994年,要1万多元,我还记得前面两个号码是90。”

  1992年,市场经济进一步搞活了中国的经济,也深深触动了长期缺乏市场观念的邮电系统,在当时新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的大力推动下,邮电部统一了思想和观念,“明确要以市场为导向,坚持高起点,保持高速率,实现规模经济和超常规发展,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电信大发展。”韦乐平记得,当时邮电部选择的重点突破方向就是移动通信,在政策、人才和资金方面全力支持,靠规模经济降低成本,最终使贵族专用的“奢侈品大哥大”成为普通老百姓也用得起的“日用品”。

  1992年底,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只有17万,1995年,上海进行第一次移动电话大放号,数字移动电话在9月25日实现了即买即开。截至2018年11月底,手机用户数达到15.5亿。

  1998年,小华正式用上了手机,从直板、带固定天线的爱立信到翻盖的摩托罗拉,都是绿色屏幕,纯电话用途。“爱立信的锂电板又厚又重,打电话时会发烫,薄一点的镍氢电板又不经用,电话多的时候两个小时就没电了。”至于摩托罗拉的那部,他只记得设备很“经打”,有一次手机掉进水里,捞起来用烘箱60度抽风除湿后,它竟然还能用。

 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,彩屏手机开始流行,娱乐功能也跟着被植入。贪吃蛇、推箱子等小游戏屡见不鲜,小华最常用来打发时间的则是俄罗斯方块。

  近十年间,智能手机一岁一迭代,多少令他有些目不暇接。可即便人到中年,无心追寻最前沿的款式,他也不会否认智能手机的划时代性,“现在的手机都有了电脑的感觉,写邮件、修照片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,更别说聊天和视频会议了。事实上,我现在都很少用电脑了。”

  6 从一个月工资不够三分钟话费到“流量畅享”

  40年来,让韦乐平印象最深的是通话资费的巨变。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,韦乐平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,一分钟国际长途费是22元,可他一个月工资才56元,只能打2分半钟,一年多后,他才咬咬牙给家人和女儿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。现在,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外孙女打电话聊天。

  由于移动资费太贵,手机普及之前,还钻出了小灵通这样一款“古灵精怪”的设备。

  这款形似手机的个人手持式无线电话系统,采用微蜂窝技术,将用户端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,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。小灵通的通话质量不甚出色,在高楼里几乎没有用,而且不能全国漫游,只能在本地(最多本省)使用。乍看之下十分“鸡肋”,可小灵通的“绝招”就是省钱,月费20元就可以无限畅打,如此便宜的资费令人心动。

  渐渐地,大街上有了这样一幅景象:人们身上同时带着手机和小灵通。大华表示:“因为手机接电话贵啊,如果看到手机来电是本地的,一般人就会掐掉,再用小灵通回拨过去。”此时,手机几乎充当了寻呼机的角色,发挥了消息提醒的作用,而BP机则开始式微了。

  不过,小灵通的好日子没过多久,随着移动通信基站的覆盖逐渐完善,资费开始进一步下降。2009年开始,各地电信运营商陆续对小灵通启动清频退网。

  如今,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超过100%,打电话不再是硬需求,流量不够才会引发“焦虑症”。

  近几年来,随着“提速降费”国策的持续推行,移动流量资费大幅下降,截至2018年上半年,移动流量平均资费较 2017 年下降了46.2%,国内手机流量“漫游”费也被取消,三大运营商推出“不限量(达量限速)”套餐,流量费开始变成“白菜价”。

  “40年来,在改革开放大旗的指引下,我国通信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国在全球行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在3G的商业化上,中国落后了8年,在4G商用上,中国落后了4年,但即将到来的5G时代,中国将与世界同步,而且在某些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。”回望40年,韦乐平感谢改革开放的国家大战略,让通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模式,中国的通信产业实现了超常规大发展。

(文章来源:IT时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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